在日本，富士通公司为养猪业设计了一套完整的生产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富士通大量运用了带有高容量高频RFID标签的耳标，将过去使用纸 (现场调查记录)处理的履历管理电子化。引入RFID标签后，养猪场就有能力对每一头猪的饲料投放、病例、投药信息进行统计。目前，用于养牛的系统正在测试中，日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三年后所有养牛场都将采用RFID标签进行管理。
80年代的猪圈
走进河北省石家庄市辛集市原种猪场的办公室，从闭路电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猪舍中每头猪的情况，这与传统的那种“臭气熏天、蚊蝇乱飞”的散养猪圈有天壤之别。
猪肉是菜篮子里的主要内容，其供应情况直接影响着人们一日三餐的质量。2007年5月，生猪和猪肉价格突然猛涨，相比2006年竟然高出一倍以上，这令很多老百姓都感受到了压力。
对于猪肉价格猛涨，一般的解释主要是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饲料价格上涨，养猪成本增加;二是生猪价格的周期性波动，2006年生猪价格大幅度下跌后，养殖户淘汰了种母猪，导致2007年仔猪和生猪的供应量减少;三是生猪疫情严重，特别是高致病性蓝耳病流行导致生猪饲养量下降。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造成生猪供求失衡，猪肉价格上涨。
然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养猪生产模式处于转型期也是猪肉价格猛涨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养猪生产模式正在向现代化和规模化方式转变，在这一转变的初期，农村散养户退出了养猪业，而现代化规模养猪还未能完全及时跟上，导致养猪总量下降，最终造成生猪的供求关系失衡，使得猪肉价格走高。
现在，局势正在往好的方面扭转。2007年以后，国家畜牧部门从源头抓起，大力推行标准化健康养殖方式，并同步推行“逢猪必贷”的宽松政策，养殖集约化、管理标准化的养猪业链条正在逐步形成。
向规模型养殖转型
农户分散饲养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小农经济历史条件下，沿袭下来的一种养猪生产方式。广大农村至今还保留着上千年的“几亩地、一头牛、几头猪、十几只禽”式的庭院经济生产模式。据在河北省某畜牧站工作的研究员侯先生介绍，在他所在的地区，散养目前占了生猪养殖的66%，全区20多万农户，平均每户养上两三头猪，全区散养生猪就可以达到60万头以上。
在规模养殖还未成气候之时，散养就成为了生猪鲜肉市场的主要供货源。但庭院养猪生产规模小、管理落后、交易成本高，且无法抵御市场不确定性和波动所带来的高风险，因此并不能适应现代养猪业的发展要求。
“散养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很低。”侯先生表示。市场风险一般是指养猪行业的周期性价格波动。自工厂化养猪以来，我国养猪行情的波动周期约为3年左右，且波动幅度相当大。市场行情好时，每头猪可以赚三四百元;可亏损时每头猪能亏一两百元。
此外，由于散养户一般是利用闲散的农副产品喂养，有什么喂什么，饲养不规范也不科学，一样大小的仔猪养到出栏，散养户一般要用8个月的时间，比规模养殖场多出两三个月。侯先生认为，饲养周期加长，使得养猪户的成本加大。“但如果购买饲料来喂养，由于散养数量较少，成本也会很高。一旦饲料价格上涨，成本压力更会剧增。如果生猪价格下跌，养猪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侯先生补充说。
亏本的事谁还能做呢?目前，国内养猪行业还缺乏足够的信息沟通及调控机制，散养户往往只是凭自己对市场价格及利润水平的判断来决定生产与否或增减存栏。所以，当到下一个周期猪价开始上涨时，散养户很多没有猪可卖;而当猪价下跌了，他们的存栏又总是满满的。
“散养户的另一劣势是疫病防范跟不上。”侯先生表示。因为量少，散养户的疫病防范意识不够，加之农村一般是实行畜禽混养，这就很容易引起互相感染。比如兔和猪，兔可以长期带着猪瘟病毒而不发病，但如果在猪圈里建兔舍，兔就会把自己感染上的猪瘟病毒传给猪。所以往往当疫情来临时，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散养户。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养猪业开始了规模化转型。80年代初期，规模化养猪占全国养猪总数不到10%。在经过几轮市场起伏后，农户养猪由 90%以上的市场份额降到现在约70%的份额，规模化养猪由不足10%提升到了30%。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不少大型养猪场开始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