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指出，当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存在投资增长过快、高耗能产业增长偏快、物价上涨压力持续加大等问题。该机构认为，造成“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公开撰文表示，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收入分配与通货膨胀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分配政策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吗？
2002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水平逐渐上升。去年以来，随着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以及人民币的升值，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开始增长。最新数据表明，2007年上半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率达到了11.5%，通货膨胀率达到 3.2%，不仅实际GDP增长率超过计划的7.5%，通货膨胀率也超过了3%的安全界限，纷纷创下了新高。
与此同时，尽管连续多年我国经济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率，但失业率并没有因此降低，国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此外，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与“富人消费”相联系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一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食品价格上涨较快，基本消费品工业萎缩，产品需求日益依赖于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开始放慢等问题愈加严重。在此情况下，有人将通货膨胀乃至于经济发展缺陷的原因，归咎于收入分配政策，似乎有所依据。
收入分配与通货膨胀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回答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对当前我国市场运行的现状给予说明。一般来说，通货膨胀可以区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恶性通货膨胀，其产生的条件是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崩溃，如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产生的严重通货膨胀。这一形式，显然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预期不相符合。
第二种是经济周期高涨阶段出现的价格上涨，这种价格上涨伴随着就业的增加，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快。
第三种通货膨胀，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滞涨”，即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美国和西欧上世纪七十年代滞涨的特点表明，这种形式的通货膨胀表现为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即高科技发展迅猛，需要大量劳动力，但基本消费品部门严重萎缩。导致这种滞涨的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即在经济周期的高涨时期鼓励资产值的提升，收入分配向特定阶层倾斜，从而导致全社会的实际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经济衰退。在这样的特定经济运行状况中，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则自发的市场将通过企业破产等形式来降低资产值和调节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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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我国市场的具体情况来看，较为符合通货膨胀的“滞涨”特点。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1997年以来，我国名义GDP的增长率一直在8%左右，但在社会总资产大量提升的同时，失业状况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就业弹性越来越小。更为严重的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呈明显下降趋势。
近年来，伴随着高投资、流动性过剩的趋势，在收入分配领域，生活成本不断增加，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收入没有得到相应提升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降。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繁荣发展，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其利润的获得和分配更容易倾向于特定阶层。例如，1997年以来，我国住房的建筑成本一直稳定在700元左右，但住房的价格却由于地价的上涨而成倍增加，普通工薪阶层面临着巨大的购房压力，房产投资者却从中获益甚多。收入分配领域的这一结构性不足，引发了流动性过剩的“虚幻”景象，背后却带来了全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和失衡。
有效需求的不足，反过来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以及最需要发展的基本消费品部门的严重萎缩。本来，在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阶段，包括住房、汽车等在内的基本消费品，会有越来越多的实际购买者和足够的潜在消费需求。但当前，在我国占全国人口总数60%的农村居民和一大部分城市居民，却没有消费这些产品的能力，基本消费品生产的比重乃至绝对量都在下降。
另一方面，由富人消费带动起来的房地产、奢侈品市场却在不断膨胀。富人收入的增加提升了相关消费领域的利润，而商业银行则又根据利润原则向这些产业的投资者贷款。而为了赚取利润和偿还贷款，以房地产行业为代表的投资者和销售者又会不断提高商品的价格。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投向房地产等部门，如房地产按揭在银行信贷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左右提高到目前的近30%，这些贷款最终大部分成为房地产开发商或“炒房者”的收入。
当前的物价上涨，如果只是猪肉和某些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也有一定合理性，毕竟这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改善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但由于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所导致的需求结构，高增长和高通胀却会进一步增加富裕阶层的收入，而富人收入的增加又会导致房地产价格和基础原材料价格的上升，从而使企业的成本全面上升和失业量增加。最简单的例子是，在目前城市住房价格的压力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越发困难。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的高增长和通货膨胀具有“滞涨”的特征。这一局面来自于资产值过高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并进而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和市场调节机制的局部失灵。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可以让富人把更多的资金投到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中去，加上商业银行的推波助澜，从而直接造成资产值的上升、成本的上涨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此外，由于普通居民工资收入比重的不断下降，以及居民资产收入比重的上升，这一收入分配机制的结构性缺陷，使得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更加下降，还可能会加剧金融风险，引起货币体系的动荡。(柳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审核编辑: 刘刘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