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群规模对猪群健康的影响（一）

对于即将设立大规模生猪养殖体系的决策者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单场的规模设置为多大合适？2400头生产母猪/4800头还是20000头生产母猪？有倾向于小而美的--鸡蛋放在多个筐子里的；也有大干猛上、气吞河山的--不玩则已，动则万头母猪的。最终单场或者单点群体规模的大小由各种因素综合妥协而定，个中因素不乏：拿地成本、粪污集中处理--环保成本、运营管理成本分摊、周边关系维护成本、管理&生产效率等等，其中一个因素：猪群健康状况的维持以及疫病发生时的稳定乃至净化的成本，无论是非瘟语境下抑或是常见的仔猪流行腹泻或者蓝耳病或者口蹄疫的感染压力下，健康是效益蓝图众多个零前面的那个数字，若此数字为0则所有的效益蓝图都将化为难途。猪群规模大小对猪群健康的影响到底几何？

本连载将从生物学原理及兽医流行病学层面，结合管理及环境相关因素，针对猪群规模的度量、猪群规模对疾病的影响等，通过统计学模型，更科学直观地剖析猪群规模与猪群健康的关系。此研究得到了丹麦农业部（KVL-VEL-4）以及美国农业部的动植物检疫局、兽医处（合作协议第12-34-99-0020-CA号）以及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分校食用动物健康中心的资助。他山美玉，更可攻玉，请参考。

     猪群规模对猪群健康的影响（一）

猪病研究中，猪群规模通常是影响猪群健康的风险因子，但现有流行病学研究，很少在生物学原理方面对其进行充分论述（无论是正相关或负相关）。从生物学角度讲，猪群规模与疾病正相关主要是因为，当猪群规模较大时，从其他种群引入病原的风险较高，病原在猪群内及猪群间的传播风险较高，另外，猪群规模效应与管理效果和环境因素相关。然而，相比小规模猪群所有者，大规模猪群所有者可能会更多通过管理和圈养方式降低风险。在评估管理因素、猪群规模与疾病间的关系时，通过胸膜炎，肺炎和伪狂犬病的研究来阐述所涉及的流行病学问题。今后研究中，建议（i）以最能真实反映群体风险状态的方式来确定猪群规模；（ii）在评估管理方面的风险因素研究时应考虑猪群规模；（iii）以种群为基础，研究管理因素自身以及管理因素、猪群规模、猪群密度、猪只密度之间的相互关系；（iv）对畜群规模可能造成的任何影响，作出生物学上的合理假设；（v）描述源种群和研究样本中的猪群规模分布。

猪群中，管理与环境因素对病原体的引入和存在起到决定性作用，对猪群多项生产力指标也有影响。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进行的研究（Bäckström，1973；Lindqvist，1974；Aalund等人，1976）认为在影响猪健康的各项因素中，猪群规模与疾病关系密切。然而，在已有研究中，关于猪群规模效应（无论是正相关或负相关）的生物学解释并不常见或未见详细说明。

大多数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猪群规模可以决定与之相关的管理变量，例如，全进全出、多点式生产、生物安全、防疫接种，以及雇佣员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疫局：兽医处，1995年）。尽管流行病学家认为猪群规模与疾病之间存在的关联颇具研究价值，且为今后研究提供了方向，但这一研究与养猪生产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例如，拥有大规模猪群的生产者通常能实现与其对应的经济效应，因此不太愿意减小猪群规模，因为这样通常会增加生产成本，降低每头猪的销售毛利。此外，就生产设施而言，大型猪群的资本投资较大，这也使生产者不愿减小猪群规模。不过，在某些国家，动物福利、环境和政治因素可能会限制猪群的最大规模。同样，由于大规模猪群为市场提供了最大数量的生猪，随着公众对猪肉相关食源性疾病的关心，更多人也开始关注猪群规模对病原传播的影响。

猪群规模与流行病学关系的研究已逐渐展开，因为规模大小可根据现有数据库进行估算，或通过问卷调查确定。但是，在许多研究中，群体风险状态、与猪群规模相关的管理和环境因素，或者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如区域内猪群和猪只密度，这些是否为引起猪群规模效应的首要因素，仍然未知。 

笔者认为，未来研究猪流行病学的目标之一是能够更好地阐述猪群规模效应，以便可以将增加猪群规模所致的潜在不利（有益）影响最小化（最大化）。重点在于区分真实效应和虚假效应，假设效应归因于未经改进的管理或环境因素，那么改变猪群规模则毫无益处。同样，查明猪群规模效应的原因，可以给养殖户和决策者提供更具体的合理防控建议。

本文回顾了关于猪群规模及猪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叙述了猪群规模的度量方法，用生物学相关理论解释了猪群规模可能对疾病产生的影响，并根据经验示例猪群规模与疾病风险之间关系。文中大多数例子是关于胸膜炎、肺炎和伪狂犬病等，这些疾病在猪群规模效应研究方面常被提及，且存在正相关关系。文章最后一部分，对未来猪流行病学研究提出建议，涉及评估猪群规模效应以及管理和环境因素。

关于“猪群”的定义多种多样，一般指身体有接触或接近，具有共同的生产要素（如，饲料来源相同、体系内基因及种猪来源相同）。一些定义更适用于直接接触的疾病（如，疥癣），而非间接接触传播的疾病（如，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本文将猪群广义上划分为单体建筑内饲养、物理隔离的多个建筑内饲养，单点式或多点式散养的群体。同一建筑物或地点的猪，其日龄及生产用途都有可能不同。这与先前研究中的定义无太大差别、

猪群规模现有研究及度量

现有猪病研究将猪群规模本身，或连同管理及环境因素一并视为风险因子。本文的参考文献选自在2001年前（包括2001年）见刊的英文文章。文献查找方式为搜索以下关键词：“猪群规模”，“猪群规模与患病风险”， “风险因子”，“猪群管理”，“管理因素”，“单位饲养密度”以及“猪群密度”。通过这些文献，研究如何度量猪群规模，并根据猪的身体系统进行分类研究，进而判断较大猪群规模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为“正相关”，“负相关”或“不相关”（表1）。但是，一些文章没有采用统计分析，没有提出如何对猪群规模进行分类，或没有统一使用多变量分析，因此，这些分类略显主观。基于这些限制，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笔者曾考虑使用Meta分析（荟萃分析）进行对比，并将结果汇总为单一的效应指标，但由于缺乏可比较性，所以无法采用此方法。

现有文献表明，猪群规模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表1）。不过，可以看出，包括伪狂犬病在内的呼吸系统疾病，猪群规模与患病概率通常正相关。但是，无法确定不赞成发表负面结果的偏见是否会影响这一结论。但是，有证据表明，较大猪群规模可预防某些疾病，如弓形虫病和乳斑肝。此保护作用可能是由于大规模猪群更倾向于采用隔离圈养系统，从而减少了与寄生虫的接触。

假设这些研究人员想要通过使用一种理想的方式，在猪群处于一定规模时，量化其感染或患病的风险，但现有文章表明，猪群规模的度量方法多种多样。针对母猪的疾病，通常根据母猪（后备母猪和母猪）的数量来确定猪群规模。需要注意的是，母猪数量可以是当前存栏量或是已分娩母猪的数量，且关于“母猪”的定义也有多种。猪场内母猪群规模大小的调节方式，包括剔除未达到育龄的种猪（尽管已经标记为后备母猪）或剔除猪场中的淘汰母猪。涉及育肥猪的疾病，猪群规模的度量指标更多变（如，每年屠宰的猪的数量，处于断奶至出栏日龄之间的数量，猪群内所有猪的数量，以及每栋猪舍内猪的数量）。针对通过空气传播的伪狂犬病病毒（PRV）（Christensen等，1990）和猪呼吸道冠状伪狂犬病毒(PRV)（Henningsen等，1988； Flori等，1995），在丹麦使用“热量产生单位”（HPU）的量值表示猪群规模。HPU（20℃，1 HPU = 1000瓦）是指不同日龄的猪只在不同温度下的热损失（因通风要求）估算值（Strom，1978年）：1头母猪和其仔猪= 0.4 HPU；1头非哺乳期母猪、公猪或后备母猪= 0.2 HPU；1头保育猪/育肥猪= 17 HPU。此法适用于分娩至育肥阶段体重、大小、日龄不同的猪群，有利于将种猪群和育肥猪群进行规模对比。尚未衡量此法在单一标准下针对不同类型猪群的相对优势，但研究集约化饲养模式下气溶胶传播的猪呼吸道疾病，此类方法更加适用，因为这种情况下各个年龄段猪的患病风险都是恒定的。进行被动和主动免疫之前，大量病毒和细菌可能造成疾病首次流行，此时可假设患病风险与日龄无关。相反，如果传播主要通过于鼻与鼻接触，则该方法更适合于大栏内育肥猪，而非限位栏内的种猪。对于后者，采用HPU度量猪群规模已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