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统计局3月1日发布数据，生猪是欧盟地区饲养最多的牲畜，近40%的生猪产自西班牙和德国，分别为3010万头和2760万头。德国是欧盟第二大养猪国，是当今世界继中国、美国、西班牙之后第四大养猪国，其猪肉出口最大目的地是中国，占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011年以来德国对华猪肉出口增长了9倍。
和我国一样，同为养猪大国的德国从1989年正式开始猪伪狂犬病防控，到2003年即宣布完成净化，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2月初，在中国兽医协会主办的2018猪病防控与净化技术高峰论坛上，曾参与德国猪伪狂犬病净化项目的德联邦食品与农业部动物健康部门负责人Hans-Joachim Batza教授，与德国北威州气候保护、环境、农业自然与消费者保护部兽药和动物保健部门负责人Ar-noPiontkowski博士分别分享了德国和北威州净化经验。
早期净化尝试
截至2017年5月，德国有2.38万家养猪场，其中种猪场8500家。平均每家养猪场规模约1150头猪，存栏791.7万头仔猪和195.13万头种猪。这些猪场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和南部，每百公顷养猪密度约150头。
由于猪伪狂犬病对动物健康和猪肉生产经济的影响很大，德国的猪伪狂犬病净化尝试自1970年代末就已开始，旨在努力为全国范围的猪伪狂犬病净化提供法律依据。1980年4月30日，德国颁布《猪伪狂犬病控制条例》，将猪伪狂犬病作为报告性疾病需要政府管控措施。该条例要求，对每一个伪狂犬病暴发案例和伪狂犬病疑似案例进行强制性报告，净化措施的重点是通过免疫灭活疫苗来降低经济损失，并于1983年开始用耳标或纹身标记免疫过的猪只。
“通过这种方法，成功控制了疾病暴发的严重程度，但不能降低疾病发生率，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净化方案。”Batza教授表示。
作为养猪密集区，北威州的养猪场数量最多，下萨州饲养生猪量最大，两州分别位于德国西部和北部。北威州生猪存栏720万头，规模大于50头的猪场有7400家。
北威州还是德国最后完成猪伪狂犬病净化的州。早在1983年，他们的做法是屠宰所有感染猪群中的种猪并对所有正常种猪进行强制免疫，屠宰感染的育肥猪，并对剩余的猪只进行免疫，猪伪狂犬病暴发案例急剧下降，但并没有完全净化。而且因为疾病防治与经济利益牵扯，所以当地农户、兽医和地方当局的关系陷入困境。
为了找到合理的办法，1983~1985年，北威州改变策略，决定不再屠宰全部的感染种畜群体，仅强制屠宰受感染的猪只。并且要求养殖户接种政府免费提供的疫苗，仅强制性要求感染猪群接种疫苗，但疫苗的施打费用必须由农户支付。1986~1991年，北威州要求对所有类型猪场进行疫苗接种，并对伪狂犬病暴发但未按推荐免疫程序进行疫苗接种的猪场进行强制接种；检测到猪伪狂犬病后对该群所有种猪不再进行强制性屠宰。
ArnoPiontkowski博士称，在1989年德国全国净化项目实施前，北威州仍有68%的种猪场和20%的育肥场存在猪伪狂犬病病毒。可见，早期的猪伪狂犬病净化尝试并不理想。
真正意义的净化
猪伪狂犬病的暴发与流行导致了德国国际贸易的限制增加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仅北威州因伪狂犬病所致的经济损失每年约2500万德国马克（约9216.25万元人民币）。这些因素促使德国不得不建立起全国性净化程序。
“1989年是德国真正意义上国家净化行动的开始。”Batza教授称，国家净化程序的顺利实施得益于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德国有了gI缺失疫苗。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有43款猪伪狂犬病疫苗注册，其中有40款gI缺失疫苗和3款全病毒疫苗，这些疫苗来自于12家生产企业；二是1990年东德和西德的统一。
按照德国国家净化程序要求，第一步，保护未免疫的无伪狂犬病猪群（或者官方确认无疑似感染）。这些猪群表现的特征是无临床症状、无猪伪狂犬病病毒特异性抗体、未接触过其他阳性猪；第二步则是达到免疫不感染和净化阶段。
Batza教授称，为了达到猪群伪狂犬病净化的状态，净化程序设定了4个具体步骤：第一步，使用gI缺失疫苗对所有猪只进行免疫和再次免疫，持续期3年；第二步，在第一步基础上，进行持续免疫，通过血清学检测控制种猪中的野毒抗体携带者，并屠宰gI抗体阳性猪。计划这个阶段持续期为3年；第三步进行持续疫苗免疫和血清学检测、屠宰gI抗体阳性猪、限制动物转移。目标是若未检测到野毒抗体携带者，即表示建立“官方确认无伪狂犬病疑似感染的免疫猪群”状态——即免疫不感染状态；第四步，停止疫苗免疫，逐步屠宰gI抗体阳性猪，持续进行至少每年两次的集中血清学检测，若未检测到野毒抗体携带者或疑似伪狂犬猪只时，即确认维持“官方确认无伪狂犬病疑似感染的免疫猪群”状态。
1993年，德国明确了无伪狂犬病猪场的要求。要求包括：第一，无临床症状；第二，对所有种猪进行gI抗体血清学检测，这其中，如果猪群是来自无阳性猪群，仅进行抽样调查即可；第三，在生猪出栏前六个月没有疑似疾病和疫病暴发。疾病的检测涵盖了种猪场和育肥场（要求95%置信度和20%疾病流行率）；第四，维持状态也有一定的要求，包括：无临床症状，每6个月对所有种猪进行gI抗体血清学检测。按照要求，每6个月检测一次所有种猪场，其检测数量是根据种猪场规模大小确定，最大检测量是30头母猪。
在这期间，根据流行病学情况，猪场的检测间隔可缩短至3个月或延长至12个月。对来自无阳性猪群的猪只，可以不进行检测。这其中德国对于种猪场的生产许可要求是：只有无伪狂犬病的猪才可引入猪场，只有具有官方说明无伪狂犬病证书的猪才可以进行运输和转卖。
到了1997年，德国对净化程序做了调整：第一，对种猪和生产母猪进行gI抗体检测，将净化程序从之前的每6个月改为每12个月进行一次。第二，对免疫后的猪只也不再进行标记。第三，如果猪场暴发疾病，猪只能转移到屠宰场或另一个育肥场，如果猪被转移，本场的其它猪需要进行两次免疫，并且这些猪只能从本猪场转移至屠宰场。
数据显示，1997年，德国伪狂犬病检测涉及动物数2479.52万只，实际检测数205.88万只，其中阳性数量9548例，其中阳性种猪数量699例。到2002年，即德国宣布完成净化的前一年，阳性动物数骤减到3例，其中阳性种猪为2例。
净化费用值多少
Batza教授的数据显示，1991~1996年德国国家净化项目花费4.807亿德国马克（约17.72亿元人民币），成本投入涉及疫苗免疫、实验室检测、淘汰屠宰三项。其中，1991~1993年德国支出成本年均为5810万德国马克（约2.14亿元人民币），1994年骤增至1.242亿德国马克（约4.58亿元人民币）。其中就实验室检测花费一项，前三年每年均在300万德国马克（约1105万人民币），自1994年陡增十倍，达到了3280万德国马克（约1.21亿元人民币）。为什么会如此悬殊？
“按照德国国家净化要求，种猪每年进行3次灭活疫苗免疫，育肥猪在育肥期免疫一次弱毒活疫苗，包括血液样本采集。系统全群免疫3年后开始，种猪每年检测两次。在实验室检测花费方面，一开始花费较少，之后的花费就非常多了，因为全群进行系统免疫三年后才开始进行检测，再加上第四年开始检测出很多阳性猪，大量屠宰阳性猪花费较多。”Batza教授解释，上述统计还只是德国净化成本的一个缩影，所有净化成本的支出一直延续到2003年。其中，欧洲经济共同体按照检测费用合理成本的50%进行，上限是242.91万德国马克（约895.24万元人民币），很显然，这远不够德国净化检测的开销。
以北威州为例，州政府1991年决定采取为期7年（1991～1997年）的净化程序时，预期总花费1.8亿德国马克（约6.64亿元人民币）。
ArnoPiontkowski博士介绍，北威州对于强制屠宰给予50%的赔偿金额，并给予净化程序费用50%的补助。北威州动物流行病基金一方面跟农民收取每年每头10.2欧元（约79.6元人民币）的基本费用。另一方面向农民支付样品采集、施打疫苗补偿和经济损失，并向实验室支付诊断费用等。
以北威州猪伪狂犬病净化前最后几年的成本花费为例，1998年动物流行病基金用在猪伪狂犬病上的总补助2726.34万德国马克（约1亿元人民币），其中，州政府补助771.5万德国马克（约2843.6万元人民币），2000年以后逐渐减少到140万德国马克（约516万元人民币）左右，在完成净化前一年（2002年）达到84.2万欧元（约654.89万元人民币）。
完成净化
Batza教授称，自1989年德国猪伪狂犬病根除项目成立以来，疾病暴发数量稳步下降，从1990年的820个暴发病例（病毒检测）到2003年的0个病例，并保持至今。gE阳性动物百分率从1994年的8.14%下降至2003年的0%，并保持至今。血清阳性猪群百分率从1994年的17.1%下降至2002年的0.008%和2003年的0%，并保持至今。
1995~2003年，德国不同地区先后实现了猪伪狂犬病净化状态，从1995年先行净化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图林根等州，到2003年养殖大州下萨克森州、北威州宣布完成净化，标志着德国全国性猪伪狂犬病净化完成。
2005年，德国伪狂犬病监测系统改变，将此前的20%的疾病流行率控制减为0.2%进行抽样调查。即使实现了伪狂犬病净化，从2003年以来，德国的相关检测一直持续至今，不过并没有发现阳性病例。
“即使是现在，德国全猪群大规模免疫也非常重要，虽然伪狂犬病净化了，德国目前仍有5款注册的猪伪狂犬病疫苗，全部为gI缺失弱毒活疫苗，来自3家企业。一旦疾病再次暴发，还有疫苗可用。”Batza教授表示，在净化过程中，标记伪狂犬疫苗（借助基因工程技术在病毒基因组中引入分子标记，以区别于野毒株的新一代重组活疫苗）是疾病净化中重要的工具。
(审核编辑: 猪猪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