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思路及措施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来源:新浪财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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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前非洲猪瘟疫情形势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官网统计,截至2019年10月底,国际上共有27个国家发生或已经发生非洲猪瘟疫情,新发生疫情13826起,与2018全年相比通报国家数增加了9个,疫情暴发次数增加近两倍,扑杀病例数增加8倍以上。此外,各国是否向OIE通报并不是强制性的,取决于当局的意愿,或存在有国家未报告或未及时报告非洲猪瘟疫情暴发的情况,因此上述数据可能是被大大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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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19年以来,非洲猪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疫情覆盖地域分布扩大,疫情从非洲、欧洲扩散至亚洲;在东欧疫情持续加重的同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几乎全部沦陷,其中匈牙利发生疫情1374起,罗马尼亚3125起,越南6083起,越南、韩国、老挝、菲律宾、斯洛伐克等国的疫情大多是首次发生,这体现出非洲猪瘟疫情在全球有蔓延趋势,过去3年来的非洲猪瘟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见下图。病来山倒,病去抽丝,在非洲猪瘟肆虐全球的过程中,固然很多国家的养殖业损失惨重甚至一蹶不振,但也有不少国家扛过了疫情侵袭,恢复了正常生产,现将法国、西班牙、巴西和俄罗斯的防控经验总结如下,以为中国养殖业借鉴。

      2、法国:体系的力量

      法国作为欧盟的养猪大国,曾在1964年、1967年、1977年三次爆发非洲猪瘟,均成功扑灭疫情,在近年来新一轮非洲猪瘟爆发过程中,法国养猪业得以独善其身,至今尚未有疫情发生。法国的成功不在于某一种先进的技术或者产品,而在于整个生猪产业和防控体系的成熟,为生猪养殖创造了完善的生物安全环境和有效的疫病防控体系。法国生猪养殖量约2300万头,居欧盟第三位,但分布非常集中,主要分布在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地区,10%的土地养殖了法国近70%的生猪。作为生猪产业的顶端,种猪环节在法国也是高度集中,全法国育种公司只有4家,为全国的养殖场提供种猪,在养殖环节主要存在两种经营模式:一是由核心企业牵头,布局掌控由育种、扩繁、饲养、饲料、屠宰、食品等全产业链;另一种则由众多农场主作为联合经营主体,以合同的方式进行产业链内各环节的合作,养殖主体多为家庭式专业农场,生产规模多集中在150-1000头母猪,其中近70%为自繁自养模式。由于猪场的自动化程度较高,人均管理母猪数量超过100头,在加工和消费环节法国猪肉产品基本以冷鲜肉和冷冻肉的形式存在,在消费层面,加工品消费约占80%,直接食用消费仅占20%。

      由此可见,产业高度集约化的布局和自动化生产能够最大限度减少生猪与外界的接触,特别有利于各种预防疫病措施的实施。法国猪肉消费以加工品消费为主,长途调运活猪的情况较少发生,避免了高密度的猪群移动,也从根源上减少了病毒侵染的风险。法国的生猪养殖布局虽然十分集中,但对于具体的养殖主体,在养殖规模方面仍有严格限制。法国立法要求每公顷土地只允许消纳140-150公斤的氮肥,也就是4-5头肥猪的粪污。如果养殖场想扩大养殖规模,就必须与持有土地的农民签订合同,允许其将粪污排到他们的土地里。这就确保了每个地区的养殖密度不会过大,一旦出现疫情,不至于出现整个地区全军覆没的情况。法国法律对发生疫情的猪场处理也非常严格,一旦发生疫情便全群扑杀,但有相关的保险机制,以确保养殖者不会蒙受太大损失。在猪场防疫消毒方面也有严格规定,更重要的是能够不打折扣地贯彻实施。其中包括:要求外部车辆进入猪场区域有专用通道,且不得进入生产区域;饲料运输与生猪运输车辆也不可进入生产区域,只能在指定地点装卸;猪场自有运输车辆在外出使用过后会进行清洗消毒,在必要的情况下,需在干燥间(70摄氏度)停留6小时后方可再次使用。猪舍与猪舍之间,必须进行鞋子消毒,甚至部分栋舍间需要更换鞋子。

      3、西班牙:一是有人,二是有钱

      非洲猪瘟于1960年传入西班牙,直到1995年才被扑灭,1985年之前,西班牙控制非洲猪瘟的方法只是采取卫生管理措施和消灭临床阳性猪群。1985年西班牙颁布非洲猪瘟根除计划之后,控制非洲猪瘟的策略发生了重大改进,至1987年时西班牙境内96%的地区已经无非洲猪瘟临床报道,到1994年时西班牙境内已经无非洲猪瘟暴发报道,1995年10月西班牙正式对外宣布,非洲猪瘟根除计划胜利完成。根除计划的关键措施如下:

      A 流动兽医临床团队网络体系建设。这些临床团队参与动物圈舍的卫生监督、动物识别、流行病学调查,血清样品采集,屠宰场的血清学监测并督促和鼓励养猪生产者创建卫生协会。B 对所有猪场进行血清学监测。为达到此目的,建立了简单快速准确特异的间接ELISA诊断方法,并设国家农业研究院为参考实验室用于协调地方和省级实验室并给予技术支持。C 提高饲养场及饲养设施的卫生水平。该项计划的实施在于防止该病的散播。包括采用基本的卫生措施,如栅栏,安全处置粪便等。D 剔除所有非洲猪瘟暴发点,扑杀所有非洲猪瘟病毒携带者,消灭所有感染群。一旦国家参考实验室确认非洲猪瘟暴发,立刻对感染群的所有猪进行扑杀,同时对周边样品进行采样以进行病毒学和流行病学调查。遵照相关法律,有关主管当局应立刻对感染猪群的生产者进行足额补偿。E 对猪群的移动进行严格控制。交通工具也必须进行合适的冲洗和消毒。运输的动物必须获得官方兽医证明,并标注出发地和卫生状况。在移动动物的整个过程中(包括目的地,如屠宰场和育种场),根除计划的管理者都具有管理控制动物的权利。这些措施受到了养猪业和大量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使得该病的分布和发生率发生了极大变化,最终彻底根除了非洲猪瘟病毒。

      根除计划之所以能迅速推进并取得圆满结果,有赖于行业的组织能力和充裕的财政保障。换言之就是:一是因为有人,二是因为有钱。饲养者及整个相关产业人员对于根除该病的意愿极高。在非洲猪瘟根除计划实施时,通过广泛的宣传报道,特别是对农村有针对的进行宣传,使得养殖者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根除计划中。养殖者成立了卫生防御协会(也称健康保护组织)并在根除计划中发挥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欧盟、国家农业部及西班牙各自治区的大力配合和协调运作也在该病的根除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欧盟直接授权并提供约72亿比塞塔(超过4300万欧元)的财政支持。据测算,如果没有欧盟和西班牙政府投入的巨额财政支持,根除计划不仅难以顺利推进,而且养殖场的损失将大于获益。

      4、巴西:从紧急措施到根除

      巴西于1978年4月30日发生首例非洲猪瘟疫情,1978-1979年巴西南部暴发224起非洲猪瘟疫情。巴西的防控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即紧急措施应对阶段和非洲猪瘟根除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0年):非洲猪瘟紧急措施应对阶段。在首发病例的实验室确诊后的15天,巴西政府即通过总统令启动非洲猪瘟紧急状态,对应非洲猪瘟的防控提出了严格要求,包括禁止感染区和风险区内的猪只调运、感染区内的猪只扑杀以及对污染物品彻底清洗和消毒等,共扑杀约70万头生猪。在此阶段,巴西政府在疫情方面的财政投入达1300万美元,也使得巴西非洲猪瘟的扩散得到有效控制,1979年巴西国内实验室检测的非洲猪瘟阳性案例仅为17例,1980年更是降低到0例。

      第二阶段(1980-1987年):非洲猪瘟根除阶段。通过非洲猪瘟紧急措施实现了对疫情的有效防控后,巴西政府于1980年11月25进一步提出了非洲猪瘟根除计划。该根除计划又进一步细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攻坚阶段(1980-1984年)和巩固阶段(1984-1986年)以及维护阶段(1987年)。并根据国内养殖分布特点,动物及动物产品流动方向,猪肉出口企业密集程度和散播该病的风险程度,又分地域,分区域进行先后根除。首先开始的是南方地区,其次东南地区,最后为其他地区。由于该根除计划设计科学且执行坚决,巴西境内暴发的所有疫情都被扑灭,自1981年11月已无ASF疫情报道且血清学监测也全部为阴性。1983年9月9日,巴西南方区域首先宣布ASF无疫。1984年12月5日,巴西重新获得OIE无疫认证。

      巴西能够快速防控和非洲猪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A 政府反映迅速且积极引导。在非洲猪瘟疫情实验室确认15天后政府即启动非洲猪瘟应对紧急预案,严格限制生猪调运及扑杀带病生猪,将非洲猪瘟疫情的扩散范围主要控制在中南部。巴西政府果断、积极严格执行根除计划,并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对民间团体进行引导。B 充裕的财政投入。1978-1979年间巴西政府对于非洲猪瘟投入的财政支出即达1300万美元,非洲猪瘟发生以来政府累计支出超过2300万美元。充足的财政支持使得巴西专业的技术人员得到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的有效培训;同时对养殖户被屠宰的生猪给予补偿也使得农场主愿意主动上报疫情。C 充分的疫情宣传和顺畅的信息交流。媒体对疫情的高度关注,非洲猪瘟危机期间所有巴西报纸上对疫情给予重点报道,这导致社会公众对关于动物健康常识有很好的认知。疫情通报机制通畅。政府鼓励农民上报疫情,养殖户和兽医可以拨打免费电话,以便他们尽快通知政府。由于财政补贴充分,养殖农场主愿意主动上报疫情。根据统计在主要疫情区圣卡塔琳娜州,75%疫点在发病后10天上报疫情,82%疫点在14天内上报。及时的通报疫情有效防控了非洲猪瘟疾病的进一步扩散。

      5、俄罗斯:抓大放小,隔绝疫情风险

      俄罗斯在2007年首次报告了非洲猪瘟疫情,从那之后已经有超过1300多个案例记录在案,侵染地区包括俄罗斯联邦的40个行政区域。在2016年,疫情爆发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形成了地理上广为分散的疫病流行集群现状。从那之后,新发疫情数量逐步下降,但疫区仍在不断扩展,目前已从南部高加索地区蔓延至西北地区和东部的西伯利亚,并直抵中俄边境。因此关于中国非洲猪瘟疫情是来自俄罗斯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2016年,俄罗斯出台了针对非洲猪瘟防控的相关法规,详尽规定了包括预防措施、疑似病例的处置、诊断方法、疫区封锁规定和疫情点的消除、隔离后限制条件和种群恢复等项工作的处置措施指引。根据上述法规,俄罗斯非洲猪瘟控制和根除程序遵循以下原则:

      1)非洲猪瘟暴发地点设为感染中心,可以是庭院猪圈、商业化养殖场、整个村落或者受感染野猪的地点。感染中心半径可达5公里。此区域内所有生猪被扑杀,之后进行清理和消毒。2)感染中心之外设立1级风险区,该区域半径在5至20公里之间。该区域内所有生猪被屠宰,该区域不允许有生猪进出。上述措施持续至少7个月。1级风险区内的商业化养猪场如果生物安全水平达到3级或4级可以免于屠宰。3)在1级风险区外设立2级风险区,半径在100至150公里。该区域不允许生猪进出,除非有兽医许可证,猪肉产品需要经过热处理。4)野猪被检测到非洲猪瘟也适用类似措施,立法对饲养生猪和野猪没有区别。俄罗斯进行防控的主要成功经验包括:对全部供应链实施严格的定期的强制性的非洲猪瘟检测;提高农场的生物安全;减少庭院养殖的数量并积极创造农场周围没有其他养殖场的条件;实施地理分区制度和农场生物安全等级划分系统;规划运送动物的路线以避开被感染地区。

      俄罗斯猪场生物安全等级划分系统是一项基于疫病防控的制度创新。该系统明确了不同等级猪场之间猪只流动的规定。高等级的猪场可以继续在非洲猪瘟疫区进行生产并向其他地区销售产品,但不能接收来自低等级猪场的猪只。同样还实施了地理分区制度,这个制度要求对非洲猪瘟疫区的猪场进行额外的管控,但是不限制产品的销售。猪场生物安全等级划定系统和地理分区制度结合在一起,已经帮助稳定了猪肉市场并消除了猪只的违法走私行为。非洲猪瘟疫情发生12年来,俄罗斯生猪整体规模却不减反增;其中生猪出栏量从2007年的2626万头上升到2018年的4950万头,同期猪肉产量从164万吨增加到315万吨,增幅都在90%左右。这除了上述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以外,更重要的是受益于拥有良好生物安全体系的规模养殖场不断投产,取代小农场成为推动猪肉产量上升的主力,并将非洲猪瘟病毒隔绝在外。与此同时,俄罗斯庭院养殖和小型私人农场则迅速淘汰,其生猪出栏量占全国总产的比例从2005年的75%降至2018年的15%。就目前形势而言,俄罗斯抵抗非洲猪瘟的战斗远未结束,但是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帮助加速了养猪产业的现代化,提高了生物安全管理和生产成绩。

      6、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 行业的自组织力量是进行有效防控的根本保证。法国生猪行业由一体化企业和生产合作社两种形式组成,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散户,养殖主体相互联系,并与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保持密切合作,便于全国性的防控措施迅速贯彻到位;西班牙生猪养殖者则成立了卫生防御协会(也称健康保护组织)并在根除计划中发挥了主导地位。相比之下,中国还存在数以百万计的独立养殖散户,至少占据了生猪存栏量的半壁江山,这使得任何有效的政策措施都难以快速顺利贯彻到位。以防控非洲猪瘟为契机,改进中国生猪行业的结构体系,有效发挥地方协会和养殖合作社的组织作用,增强规模企业和签约农户的联系,是当务之急,其意义不仅在于抵御某一种疫病。

      第二, 疫情信息公开化至关重要。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及时公布疫情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也更便于后续的防治。在巴西主要疫情区圣卡塔琳娜州,75%疫点在发病后10天上报疫情,82%疫点在14天内上报,及时的通报疫情有效防控了非洲猪瘟疾病的进一步扩散。这方面中国有深刻教训,广西疫情在2019年3月份就已经出现,但官方在5月份才确认,导致当地疫情大面积蔓延,不可收拾。

      第三, 政府的财政支持必不可少。各国政府都在防控过程中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设施建设、技术培训,以及对养殖户进行补贴等。中国由于养殖规模大,养殖户数量过多,全面实施扶持补贴并不现实,只能针对规模以上的企业进行扶助。但另一方面又将促进产业整合和规模化进程的加速,整体上有利于增强对非洲猪瘟病毒的防控能力和生产恢复。参考俄罗斯的经验,在非洲猪瘟并未得到完全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凭借抓大放小的策略,仍然实现了连续10年猪肉产量增加。


    (审核编辑: 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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