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泰国局势动荡会不会影响中国的粮食进口？转基因农产品能不能让人放心食用？中国到底有没有“海外屯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些涉及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话题，都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接受专访，他同时也以一位农业专家的视角，对这些民众关心的话题一一做出解答。
只要有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识
环球时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表示，他也吃转基因原料加工的食品(转基因豆油)。那么，为什么国内围绕转基因食品的话题还是这么沸沸扬扬，普通民众总是感觉不知道哪方言论是权威的？您认为，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
牛盾：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受到质疑和挑战都是正常现象。如果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甚至引起群众恐慌，我们就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群众、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对这个问题激烈地讨论，甚至争论。我觉得政府不能失语，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要向全社会负责任地介绍，表明对这个事情的原则和态度。再就是科研机构和研发单位应明确地向社会介绍自己的工作背景、工作进展及国内外的研发情况。第三就是全社会都应有这样的意识，主动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能从科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和判断。
环球时报：有政协委员提出，中国部分省份转基因“滥种”程度高。那么，农业部该如何展开调查，并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
牛盾：我们要从农业转基因技术和农业转基因产品两个层面来分析。农业转基因技术是当今世界上高新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国家对待高铁和航天技术一样，在这个领域里我们不应放弃制高点，要有中国人的话语权，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体现。当然，我们国家的农业转基因技术研发水平保持着世界领先和先进水平。
从第二个层面看，利用转基因技术来生产转基因农产品是一个崭新的技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才有几十年的时间。为保证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我们必须要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并遵循相关法律。
在研发和生产转基因农产品过程中有以下环节：第一，研发过程中第一个步骤必须是在实验室进行;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实验室里得到的转基因农产品，如果是健康的、质量好的就把它拿出来进行“中间试验”——在一个比实验室更大更开放的环境中进行观察，以发现更优良的性状表现，或负面问题需要消除。若在第二个阶段不错，就会到更大范围进行环境释放。如果它还是优质的，就再到大田进行生产。经过四个阶段，如果得到的结果还是优质的、健康的、卫生的、安全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就能得到安全评价的证书。我们国家一共五个环节。
目前，国内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病毒番木瓜通过安全评审，获得安全评审证书，现在已进行商品化的生产和销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了转基因农产品的标识制度，这个标识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更严格。有些国家标识是定量的规定，比如说某产品转基因成分达到1%、4%或5%时才进行标识，而我们国家规定：只要有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标识，目的就是要让消费者知道，所买产品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
环球时报：有美国学者说过，在欧美国家，支持和反对转基因的运动和言论背后都有某种商业利益驱动。在中国，有这样的情况吗？
牛盾：我在开展农业国际合作交流或与国外一些管理研发部门沟通时经常讨论到这个话题，比如，有部分人认为，转基因农产品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通过一种转基因生物技术使作物产生良好的抗性，防治病虫害。传统的农药或其他农业投入品就可不再使用，对于生产商就是巨大的利益损失和丢失。
反对转基因技术研发和转基因农产品的人认为，这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还有就是研发的知识产权，拥有专利后可以垄断种子或配套的除草剂杀虫剂。所以说，现在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的生产已经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已和经济贸易紧紧交织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