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问新丰镇的农民，如何从水路驾船到黄浦江，也没有人答得上来，多数人觉得根本不通黄浦江，“我们这里水系和黄浦江通吗?只能通到海盐吧(嘉兴下属一个县)。”竹林村村民徐松林告诉记者。而海盐方向则涉及到另外一条大河——钱塘江，对于嘉兴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东北与南方。
因此，嘉兴上下觉得这次死猪事件全部由自己承担责任，多少有些冤枉。这毕竟不是李安主导的“少年派”奇幻漂流，而是数以万计的死猪。它们如何能从嘉兴出发，“整齐划一”地出现在黄浦江上?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多人认为，是上海本地猪农主导了万猪投江的场面。“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布包含上海耳标的猪有多少数量，为什么近万头猪只公布了10多头耳标出自嘉兴。”前述防疫站人士反问记者。
仔猪出生后45天将会接种国家免费提供的三种疫苗：猪瘟疫苗、蓝耳病疫苗、口蹄疫疫苗。此后，如果仔猪出栏，被转运至其它地方饲养，将会戴上身份证——耳标。截至3月17日，上海方面一共向嘉兴提供了17个耳标。按照嘉兴市给《中国企业家》新闻通稿，嘉兴方面已经及时进行协查追溯，其中7个已查处到位，6个已立案调查，4个有待进一步查证。也就是说，万头死猪中明确来自嘉兴的目前仅为13头。
即便仔猪打了耳标，亦不能认定它在嘉兴本地被投入河中。作为仔猪出栏的标记，仔猪中相当一部分会转售其它地区养大。“因此，不能认定上海水域的死猪全部来源于嘉兴。”嘉兴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你最好做一个更为全面的调查。”
事实上，3月14日，网上就开始流传在上海本地，松江地区的梅林、五里塘、张姚等毗邻事发地附近的养猪基地，或为黄浦江抛猪事件的真正肇事者。15日，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就派了三组人马突袭上述三地。
调查发现：五里塘养猪场的土地已经复耕;梅林食品公司主要从外地引进猪肉原料，自己并不养猪;唯一在养猪的张姚猪场，已纳入浦东新区的无害化收集体系，每两天由统一收集人员上门收集，送至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
面对这些事实，嘉兴当地一位知情人表示，死猪并不来自规范的大型养殖场，主要是散落在江浙沪三省交界地的外来养猪户，这些以泔水来喂养仔猪的饲养点，一到冬天仔猪就会因为腹泻而出现大面积死亡。
为何会死掉一万头猪
关于吃泔水导致腹泻死亡的说法，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肖兵南表示并不可信，“喂泔水的农户一般都会煮一煮再喂，如果有问题，大猪小猪会一起腹泻，不会单单是小猪出问题。”
“黄浦江上不是第一回有死猪，只是今年的情况特别多，为什么之前这个事情没有引起关注呢?为什么十几头、几十头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过问呢?”前述防疫站人士反问记者。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明白猪周期。养猪有所谓“猪周期”，每三年一轮，一年赚、一年平、一年亏。2011年赚、2012年平、2013年亏。这是和农户猪苗投放的振荡变化有关。
历史总是相似，重温2010年3月的新闻标题，也许会对“猪周期”有形象的认识：14日《钱塘江4天捞百余头死猪 5年来最多一次》;18日《杭州钱塘江打捞出550头死猪》;21日《钱塘江死猪：并非大规模疫病所致》。上述标题均来自浙江当地新闻媒体彼时的报道，时间和事发情况与三年后的今天如出一辙，只是黄浦江换成了钱塘江。
冯永辉是中国生猪预警网的首席顾问，从去年10月开始，他通过各种渠道来呼吁农民减少生猪存栏量，并发布了《中国生猪市场监测预警报告》，让农户警惕猪周期中“亏”的这一年。
这份报告中称，“2013年生猪市场供需缺口将进一步缩小，并可能于春节后需求淡季来临后，逐渐转为供大于求，进入亏损。全年大部分时间猪价将保持在6.5-7.5元/斤，最低点可能出现在夏季的5-8月期间，亏损程度有可能触及-150元/头，亏损期达到6个月左右。全年最高点可能为2013年1月的阶段性拐点。”
冯永辉预测对了猪周期到来的时刻，甚至预测对了谷底为1月。但是，他没有预测到猪价跌到了更低的水平：5.6元/斤。周海林和记者掰着手指算，长1斤肉要买6.5元饲料，一头成猪200斤，光是饲料就得亏180元，还没有算其它成本。
母猪生出小猪来，对于农户就是负累，养得越大亏得越多。这种背景下，仔猪大面积死亡，已经无法分辨出“天灾”与“人祸”的界限。一头仔猪，它出生时如果事先不用稻草把猪圈铺好，就会冻死;如果出生后，猪圈里不开“浴霸”(一种让猪圈暖和起来的高瓦数灯泡)也会冻死;饲料省一点，改吃泔水，会导致腹泻而死。总之，农民没有积极性，不愿投入，没有耐心精心喂养时，死猪就会大面积发生。
嘉兴成为“众矢之的”并非没有道理，2012年嘉兴全市养猪734万头，涉及养猪户13万个，出栏规模50头以下的养殖户占89%。这里是长三角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但养殖集约化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高，以养猪比较集中的新丰镇为例，多数农户的养猪头数(以母猪计)为6-7头。规模在3000头的大型养殖户，全镇仅5户。
小、散、乱、差四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嘉兴养猪业。但是，这个产业并不容易通过市场自发的方式慢慢集中起来。“养猪在我们这里就像赌博一样，在好的年头，赚个几万块钱，差的年头，比如今年就赔个几万块钱。”横港村的一位村民周树林说。他表示，早年出现死猪是无人问津的。一扔了事或者低价出售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但上一个猪周期后，关于死猪的处理就有了明确的规定，抓得也越来越严。
坑猪到焚猪
死猪漂流引起的最大争议，除了事件本身的反常和诡异之外，人们追问最多的是，为何不能对之进行完全的无害化处理?
在横港村的田野里，陆根松领着记者来看这里的无害化处理点。类似这样的点全嘉兴市有573座，累计达4万立方米。以横港村无害化处理点为例，包括4个处理池，每个池子长宽高为6×4×4(m)，可以容纳死猪2000头，建设费用12万元，其中国家财政补贴4.8万元。
但这个处理点的处理能力已经不够，就在处理点的西边，原先村里堆猪粪的地方，巨大的挖掘机正在开挖第5个池子。“死猪到了冬天的时候就降解得很慢，非要到夏天才会更快点。”陆根松告诉记者。整个嘉兴市为无害化处理池建设已经投入了1312万元，2012年嘉兴市农林水事务经常性支出为12.88亿元，仅围绕死猪的相关投入已超过这一数额的1%。
不过，缺口仍然巨大，2012年嘉兴全部无害化处理点处理死猪32.56万头，这个数字放到嘉兴734万头的总量中，仅占到4.4%。
据王长江表示，生猪全流程(含仔猪出生后到成猪)死亡率国内达到20%，即便按照嘉兴官方渠道公布的10%的死亡率(很多仔猪运往外地长大)，亦有30多万头死猪在无害化处理渠道之外。
(审核编辑: 刘刘刘)
